平台竞争、排他性协议与竞争瓶颈

在很多双边市场中，经常出现平台一边的用户与平台之间产生利益纠纷的现象，例如顺丰速运与菜鸟网络之间的纠纷等，本文从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了这种经济现象。文章通过将双边市场的用户分为视平台有差异和无差异两种类型，研究了平台如何掠夺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所有剩余的问题。研究发现，平台厂商有与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签订排他性协议的激励；无论签订排他性协议与否，这类用户都将被掠夺所有剩余，产生了所谓的"竞争瓶颈"；排他性协议带来的福利效应并不明确，当平台的边际成本和交叉外部性参数较大时，排他性协议的签订能够提升社会总福利。     

基于数量柔性契约的双源应急物资采购定价模型

针对灾害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灾害发生后应急物资需求量的爆发式增长，本文设计了一个政府主导的基于数量柔性契约的双源应急物资采购模型。在存在一个现货市场的情况下，政府除了常规采购外，还会与供应方签订一份数量柔性契约，用以建立政企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合作关系。通过数理推导，本文发现灾害事件发生概率，政府自身储备量，现货市场采购价格会对双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给出三个影响因素在满足不同条件时政企双方的最优决策，同时进一步分析了这三个因素对政府采购成本与供应方利润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对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本文的研究为政府与企业构建联合储备应急物资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指导与依据。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

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关的犯罪问题逐渐走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人工智能体冲击着刑法教义学主体和客体相区分的二元结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探讨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地位应当改变混同分析主体性和能力性的思路，区分不法和责任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应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明确现阶段人工智能体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因此其无法成为犯罪人或被害人，也无法具备责任能力或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工智能体日益可能成为犯罪对象，与之相关的自然人和法人犯罪也应当受到重视。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刑法问题应当立足于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理论范式。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双重路径及其理论意蕴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吸收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内涵，沿着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为对象的现代性批判两条路径，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路径既表明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又可以看到卢卡奇深谙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路径。然而，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又戴着“黑格尔眼镜”，使其从事的现代性批判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依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原则性高度。     

《正谊堂丛书》与《正谊堂全书》考论

世人对于康熙末《正谊堂丛书》和同光间《正谊堂全书》(尤其是前者)的子目多所不知,甚至还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因据《张清恪公年谱》、《正谊堂文集》和《续集》、《正谊堂全书》第一册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等的相关记载,对康熙末《正谊堂丛书》的编纂和刊刻,以及同光间的重刻情况予以考证,并对二者的部类和子目变化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否定《中国古籍总目》等贻误他人的著录。二者的刊刻,对于清代正统理学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与政策改进

新生代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未来的中流砥柱，他们能否安心留在乡村学校从教，关系着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乡村教师"留不住"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6月发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从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专业发展等方面着手，提出了具体措施。但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其中的男教师和工作在乡村小学的教师；新时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受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专业发展、个人偏好、乡村文化适应性、家庭和学校支持度、教师教育满意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偏好和乡村文化适应性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好地留住新生代乡村教师，仍需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现有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1）重视乡村教师招聘和管理过程中对个人偏好的考察与培育；（2）积极帮助新生代乡村教师适应乡村文化；（3）关心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家庭问题，提供帮助和支持；（4）重视乡村学校建设，给予新生代乡村教师更多的组织关怀；（5）出台针对乡村教师的教师教育标准。